司法的公然不公

 
司法大小眼 不怕人笑
◎ 吳景欽

一起發生在民國七十九年的女童遭性侵殺害事件，靠著ＤＮＡ鑑定 技術的進步，終於確認為蔡姓嫌疑犯，惟此案在經過廿一年後，是否已經逾越追訴權時效，卻成為問題，檢方則回應以此案一直處於偵查中，所以沒有逾越追訴權時 效，如此明快的回應，安慰了家屬之痛，卻也讓江國慶家屬情何以堪。
根據檢方解釋，此案因一直處於偵查中，所以追訴權時效即應停止進行，即便已經過廿一年，仍未逾越時效。檢方為了實現正義，對於追訴權時效的停止與否，採取如此的解釋，值得肯定，但為何如此的標準，不能適用於江國慶案呢？
在 江國慶於一九九七年被草草槍決之後，即便家屬到處陳情，但由於造成冤罪的軍方人員，不僅仍在其位，且有人因此升官加爵，其必然會以其權勢地位，而想盡辦法 掩飾，就算家屬對相關人員提起濫權追訴罪的告訴，亦可能因罪證不足等因素，被以不起訴處分或行政簽結的方式為終結。如此的訴追障礙，只要這些人仍掌有一定 的權勢，必然會繼續遮掩，追訴權時效很難有不過之理。因此，類似江國慶案的訴追障礙，追訴權時效根本無從進行，自然也無離於時效之問題，若不解此種犯行之 特性，而仍認為追訴權時效已過，將使時效制度成為犯罪者的最佳保護傘。
在某些國家，如美國聯邦法典第三二八一條，即規定涉及死刑的案件，無 時效的問題，亞洲國家，如日本，亦在二○一○年四月刑法修正時，針對殺人等重罪，將追訴權時效的規定加以廢除。因此，追訴權時效並非絕對，檢方在面對追訴 權時效的認定時，不僅應該謹慎，以免使犯罪者有僥倖之心，更不應有因人而異的差別對待。
（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）